夏女士患病后，丈夫李先生多年不闻不问。夏女士将李先生诉至法院。海淀法院经审理，判决李先生支付医疗费和部分生活费共计8万元。

原告夏女士诉称，其与李先生系仓促结婚。后自己因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，身体不好需经常就医，没有工作能力、经济收入，虽多次向李先生索要生活费、医疗费，但其均拒绝支付。2019年，自己因病住院一个月。出院后至父母家养病，李先生不允许自己回家居住，也不来探望、不支付费用。目前，自己身体残疾，无法工作，有家不能归，只能一直寄居在娘家，靠年老多病的父母的退休金维持生活。

被告李先生辩称，自己需赡养老人并负担孩子的所有学习、生活费用，夏女士实际上有劳动能力，并自2019年患病出院后开始领取退休金，故其主张的扶养费缺乏依据。在夏女士住院期间，自己曾陪同孩子至医院探望。出院后，夏女士自行选择回娘家居住。自己从未拒绝夏女士回家居住，故不同意支付相应房屋租金。

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夏女士因病至今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，身体不好需定期复查并用药。虽2019年患病出院后开始领取退休金2000余元，但该经济收入显然不足以支付日常生活及就医花费，李先生作为其配偶负有扶养义务。故需就夏女士提出的医疗费、生活费等合理部分予以支持。此外，夏女士有权回家居住，而事实上其长期暂住父母家中，并未实际产生租金费用，故对其主张的租金不予支持。法院最终判决李先生向夏女士支付医疗费和生活费共计8万元。

宣判后，李先生提出上诉，二审期间撤回上诉，该判决现已生效。

法官说法：

我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，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。需要扶养的一方，在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，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。该条款规定了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，它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夫妻之间在经济上、精神上和生活上有相互照顾和扶助的义务。该义务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产生，是婚姻共同体的本质要求，具有法定性。夫妻双方关于放弃或免除对方扶养的约定均为无效。因此，无论夫妻是否共同生活，感情是否深厚，实行共同财产制或分别财产制，夫或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均必须履行对另一方的扶养义务，即进行经济上的供养、精神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顾。

由于精神和生活上的扶养属于非物质内容，具有人身属性和伦理色彩，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，大多数情况下不宜强制执行。如双方之间仅是缺乏精神上的沟通和生活上的照拂，可以作为感情破裂的考虑因素，在无法继续维系婚姻生活的情况下可通过离婚来解决。而经济上的扶养属于物质内容，根据上述法律条款的规定，通常认为在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，一方可以向对方主张扶养费：一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；二是一方确需扶养；三是一方有能力扶养却又不扶养。

实践中，“一方确需扶养”的情形主要包括：1、一方因病或其他原因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，无法自食其力；2、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；3、一方没有固定收入且无其他生活来源，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。“有能力扶养”主要结合另一方的工作性质、收入情况、消费支出等因素来判断。扶养费一般包括医疗费、生活费等维持基本生活的其他必要开支。司法实践中，法院通常根据被扶养人的实际情况、扶养人的能力和当地居民的人均生活水平来确定扶养费的给付标准。

此外，夫或妻对于患病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一方拒绝扶养、情节恶劣的，还会构成刑法上的遗弃罪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。

本案中，夏女士提交的相关病历、诊断证明和检查报告单等表明其身体不好，有定期复查和服药的需要；且由于患病，夏女士长期没有工作和固定收入，属于法律上规定的“确需扶养”的情形。尽管后来夏女士每月可领取2000余元的退休金，但该情形发生时间晚于夏女士主张费用的起始时点，结合当地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，还有夏女士的就医需求、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情况，夏女士属于法律上规定的需抚养情形。因此，李先生以需赡养老人抚养小孩等抗辩不能成立。李先生有固定的工作，经济情况较好，虽需抚养其他家庭成员，但扣除相关花费后仍具有扶养能力，应承担夏女士的合理医疗和生活费用。

夏女士针对医疗费的主张提供了相关票据和病历资料，费用发生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；但其主张的生活费标准过高，需根据上文提及的相关标准酌情调整。此外，夏女士和李先生虽有矛盾并曾为此报警，但夏女士有权回家居住，不存在居住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客观障碍。加之夏女士长期居住在父母家，没有租金方面的开销，故不应支持其关于租金的诉请。

（文中人物均系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