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灯初上，某饭店二层大厅灯火辉煌，熙熙攘攘，金碧公司正在这里举办一场拍卖会。晚8点28分，金碧公司的经理杨一株抽空坐在了服务台前顾客的位置，歇一会儿。服务台长约2米，宽约1米，对面坐着公司的客服人员。杨一株将自己的三星手机放在服务台靠近顾客位置的桌面上，摆弄数码相机，并与其他工作人员说了会儿话。8时32分，杨一株离开服务台，继续投入到拍卖现场的工作中。

　　一分钟后，来观摩拍卖的李文礼来到服务台。他坐下翻看资料，并向金碧公司工作人员询问拍卖事宜。在翻看资料过程中，李文礼用资料将杨一株放在此处的手机盖住。8时38分40秒，工作人员开始收拾服务台上的电脑和其他物品，李文礼趁工作人员转身之机，用右手将资料下面的手机偷偷拿走，放在裤兜内，旋即离开服务台。

　　十几分钟后，杨一株回到服务台，发现手机不见了。他询问服务台的工作人员，对方说没有注意到。他让其他人拨打他的手机，手机已经关机。

　　金碧公司调取监控录像，发现了上述事件经过。

　　李文礼拿走手机后，在一个手机店将杨一株的手机刷机。

　　可巧一周后，金碧公司在另一家大酒店开展会，李文礼又前往参观，正好被金碧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并报警。金碧公司工作人员询问李文礼是否拿走了杨一株的手机，李文礼当即承认，并将手机还给杨一株。随后，公安人员将李文礼带回派出所调查。

　　李文礼的行为该如何定性？

　　李文礼被公诉机关以盗窃罪起诉，但他认为自己系捡拾他人的遗失物，不构成盗窃罪；事后失主询问他是否拿了手机，他当即承认并立即归还给了失主，因此也不成立侵占罪。

　　李文礼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？认定的关键点是，李文礼在服务台将自认为是别人遗忘的手机拿走的行为，是拾得遗失物，还是盗窃他人财物。如果李文礼的这一行为构成拾得遗失物，那么当失主索要时，他承认并返还财物，就不属于犯罪，只有经失主索要而拒绝返还的才构成侵占罪。典型的情形是出租车司机拾得乘客落在车上的财物的情况。而如果李文礼的行为构成盗窃，那么他承认并返还的行为就只能认定为盗窃实施完毕后的返还行为，只对其从轻处罚有影响，而不影响定罪。

　　而认定李文礼的行为是捡拾还是盗窃，关键是当时手机是否处在他人控制之中——不管是失主本人，还是其他有权控制该手机的人。李文礼辩称，手机是别人落在服务台的，他只是碰巧看到并捡走。而事实上，服务台顾客座位对面至少有一名金碧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服务台值守。从李文礼到达金碧公司服务台后，假意翻看宣传资料，并不断东张西望，同时用宣传资料盖住杨一株的手机，直至离开，手机一直应当处于工作人员的控制之下。虽然拍卖会场是一个公共空间，但就服务台而言，始终处于金碧公司工作人员的监控之下，其上的物品亦属于工作人员的控制范围。李文礼在工作人员不备的情况下将手机拿走，其行为已经符合了盗窃罪的特征。

　　本案中，被害人杨一株证言显示，他并没有遗忘自己的手机，只是将手机暂时放在服务台，并请客服人员帮忙看着。客服人员的证言与之印证。其实，不管失主杨一株对于手机是委托照看、遗忘甚至遗失，对手机的放置地点有没有明确的认识，都不影响李文礼盗窃罪的定性。即使手机是其他顾客遗忘在服务台上的，工作人员同样具有对手机保管的职责，李文礼同样不能未经允许将手机拿走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放在自己家门口的自行车，即使没有上锁，其他人也不能认为自行车是遗失物或遗忘物而将其骑走。

　　杨一株的手机自始至终有保管人员，这才是认定李文礼行为性质的关键。

　　从李文礼在服务台发现杨一株遗落的手机，到他将手机偷偷拿走，前后一共只有5分钟时间。但是这5分钟彻底改变了李文礼的命运。被刑拘后，原工作单位认为李文礼严重违纪，不管最后是否会被判处刑罚，都不再适合在单位工作。李文礼为了一部仅仅价值两千余元的手机，丢掉了工作，被判处拘役五个月，罚金人民币三千元，代价巨大，并且终身留下了犯罪前科。

　　李文礼有工作有家庭，在正常的人生轨迹里，却因为贪图一点点小便宜，造成这样的结局。有的时候，小小的诱惑随时出现在我们身边，在捡拾和盗窃之间，并不总是泾渭分明，有一片难以准确定义的模糊地带，这往往成为小便宜的陷阱，因为它离违法犯罪并不遥远。在法律面前，借口和辩解都是苍白的。在财物的法律状态模糊的情形下，最安全的做法是，远离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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